第一部 第03章

 

  二十一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也就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审的案件,”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以为他的演说应该有社会影响,就象那些名律师发表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演说。社会名流也都是这样崭露头角的。副检察官的行事原则,就是要永远高瞻远瞩,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犯罪心理奥秘,揭露社会溃疡。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你们面前这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纪末罪行。这种罪行具有可悲的腐化堕落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某些分子就受到这种堕落风气的严重影响……”

  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来弥补这个间歇。他一会儿换一只脚站着,眼睛盯着陪审员,对他们曲意奉承;一会儿看看笔记本,声音平静而老练;一会儿又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控诉,身子忽而对着旁听者,忽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他一眼也不看,虽然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当时很时髦,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成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①、塔尔德②、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③、颓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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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戈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认为“犯罪”是从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

  ②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事学家。

  ③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曾著书论述催眠术。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的俄罗斯人,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征状。但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胚胎。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情欲而投身妓院,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盗窃了,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包奇科娃父母的身分不明。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分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种种事实毋宁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接着,法庭让被告们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象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对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问道。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接着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内心斗争,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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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了,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因为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成习惯,一开讲怎么也收不住嘴,因此就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刻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觉得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仿佛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情况: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得使他吃惊,但接着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心里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不错,尽管她身穿囚袍,身体发胖,胸部高耸,尽管她下巴放宽,额上和鬓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她确实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黎明时用她那双充满生之欢乐的热情眼睛,天真地从脚到头笑盈盈瞅着他这个心爱的人的卡秋莎。

  “居然会有这样的巧遇!偏偏排在我陪审的庭上审讯,十年不见,偏偏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将怎样收场啊?

  但愿快一点,快一点收场!”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叫,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他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满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鄙和恶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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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退庭而高兴,但又仿佛害臊似的,两手不知往哪儿搁,一个个走进议事室。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个宪兵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搁在肩上,在门外站住。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被带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室,象原先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吸。刚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多少都觉得自己的处境有点尴尬,自己的行为有点做作。但是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你们如释重负,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顿时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从宽发落才是。”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做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一点听得睡着了。”

  “要是玛丝洛娃没有同他们串通好,他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笔钱。关键就在这里,”脸型象犹太人的店员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钱是她偷的咯?”一个陪审员问道。

  “这话我说什么也不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全部勾当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干的。”

  “他们都是一路货,”上校说。

  “可是她说她没有踏进那个房门。”

  “您太相信她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那个贱货的。”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解决问题,”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一再讲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买卖人脾气暴躁,再加喝了酒,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呢,自然又疼她了。他就说:‘这个给你,别哭了。’那个家伙,据说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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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普特等于16.38公斤,8普特约合131公斤。

  “这些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问题在于这事是她策划和教唆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不可能光是那两个茶房干的。钥匙在她手里嘛。”

  他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在主席位子上坐下。

  “那种姑娘都是坏蛋,”店员说。为了证实玛丝洛娃是主犯,他就讲到他的一个朋友怎样在林荫路上被一个这样的姑娘偷走了怀表。

  上校就乘机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银茶炊失窃的案子。

  “诸位先生,大家请按问题次序讨论,”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都住了口。要讨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他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摩尔旅馆服务时,从投宿该旅馆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这个问题大家很快作了回答。大家一致同意说:“是的,他犯了罪,”——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懂法律,就向他解释,不论从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无疑都是有罪的,但他回答说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至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和解释以后,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因为说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点她的律师尤其强调。

  商人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就坚持包奇科娃是罪魁祸首。好几个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说包奇科娃是毒死人命案的同谋犯根据不足。

  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胜利了。

  至于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不过应劳动组合成员的要求加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说,她在毒死人命和盗窃钱财方面都犯了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成员都支持商人,其余的人动摇不定,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让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会这样裁定,但后来看到,那商人由于贪恋玛丝洛娃的美色,并且对这一层直认不讳,并且替她辩护得十分拙劣。同时由于首席陪审员据此对他进行攻击,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累了,因此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聂赫留朵夫很想起来反驳,但他怕替玛丝洛娃说话,大家就会立刻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就此罢休,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不料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唯我独尊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对他进行反驳,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她偷了钱,因为她有钥匙。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响应说。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好放。”

  “对,我也这么说,”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使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当谈到她有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时,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裁定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理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则说,不能裁定她无罪,因为她本人招认药粉是她放的。

  “放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乘机讲到他的内弟媳妇有一次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她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自信,那么威严,谁也不敢打断他的话。只有店员看到上校喜欢离题发挥,受了他的影响,决定打断他,好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看到自己取得胜利,很得意,就表示同意。

  “但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这样岂不是说,”首席陪审员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么办吧,再加上要求从宽发落,那就尽善尽美了,”

  商人兴高采烈地说。

  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都很疲劳,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也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庭上。

  拉伯雷①写过一个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证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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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伯雷(1490—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以讽刺见长,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会议主持者的总结虽然做得那么长,却偏偏漏掉平日讲惯的那句话:“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太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并非蓄意杀人”这个保留条款,他还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个保留条款就足以撤销公诉;第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感到疲劳,都想快点脱身,因此就一致同意那个可以早一点结束的决定。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其事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惊讶,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无缘无故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她就要被判服苦役,可她又没有罪。”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计算着,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咳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成功。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成功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审理暂停,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不拘礼节的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答案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当然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辩白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瞧了瞧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说,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一笔勾销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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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若无其事。

  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嚷。

  “冤枉啊!我没有罪!我根本没有起过坏心,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走出法庭,可是玛丝洛娃还坐在那里痛哭,弄得宪兵只好拉拉她的衣袖。

  “不,可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主地赶到走廊里,想再去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陪审员和律师,他们有说有笑,为办完案子而高兴。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停留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里,玛丝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也不顾人家的注意,直到追上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呜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往回走,想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直到门房那里才追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上浅色大衣,从门房手里接过镶银手杖,“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荣幸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同聂赫留朵夫握手,同时高兴地想到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当时聂赫留朵夫舞跳得多么漂亮多么轻快,比所有的青年都出色。“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有关玛丝洛娃那个答案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紧皱着眉头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既然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了蓄意杀人,但他当时急于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纠正吗?”

  “要上诉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这事得找律师商量,”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这可太不象话了。”

  “不过,您要明白,玛丝洛娃前面也无非只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聂赫留朵夫,对他客气些。他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臂肘,往门口走去,嘴里说:“您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慌忙穿上大衣,跟着他一起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欢乐的灿烂阳光下,立刻由于街上辘辘的车轮声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

  “您瞧,情况是有点别扭,”庭长放开嗓子说,“那个玛丝洛娃前面本来是有两条路摆着:一条几乎可以无罪开释,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那简直只能算是拘留;另一条是服苦役。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你们原来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开释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说,一面看看表。

  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您要是愿意,现在还可以去找律师。一定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找得到的。上贵族街,”他回答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不要。”

  “是,老爷,您请上车。”

  “再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光临贵族街德伏尔尼科夫的房子。这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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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同庭长谈了话,又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聂赫留朵夫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想,刚才他所以感到特别难受,是由于在那么不习惯的环境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赶快动手。立刻就动手。对,我得在这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兴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两位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走上楼去。他在第一条走廊里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律师,说有事要同他商量。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表示极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但要是时间不长,您就给我讲讲您的事吧。咱们到这里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一个房间里,多半是哪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件。”

  “噢,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一次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服苦役。这件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脸红耳赤,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哦,”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成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重判。”

  “转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对了,我就是来求您办这件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赶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立刻就接着说:

  “至于办这个案子的酬报和费用,不管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他看到聂赫留朵夫的幼稚,宽厚地微笑着。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聂赫留朵夫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好吧,这事我明天就来办,要研究一下案情。后天,不,礼拜四晚上六点钟您到我家来,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在这里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去。

  他同律师谈过话,又采取了措施替玛丝洛娃辩护,觉得心里平静多了。他走到法院外面。天气晴朗,他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向他兜揽生意,可是他情愿步行。有关卡秋莎以及他对她行为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他又变得垂头丧气,心情郁闷了。“不行,这事以后再说吧,”他自言自语,“现在我得抛开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午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还赶得上。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叮噹响着驶过来。他跑了几步,跳上马车。他在广场上下了车,另外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过了十分钟,就来到柯察金家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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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和蔼可亲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饺链、开时没有声音的麻栎大门。“他们已经入席了,但关照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到楼上的铃。

  “有客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脱衣服,一面问。“柯洛索夫先生,还有米哈伊尔少爷,其余都是家里人,”

  门房回答。

  一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侍仆从楼梯顶上往下看了看。

  “您请,老爷,”他说。“关照过了,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识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餐厅里,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除了母亲沙斐雅公爵夫人之外。她是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饭桌上首坐着柯察金老头;他的左边坐着医生,右边坐着客人柯洛索夫,柯洛索夫当过省首席贵族,如今是银行董事,又是柯察金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小妹的家庭教师蓝德小姐,还有就是才四岁的小妹;她们对面,右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哥哥,柯察金的独生子,六年级中学生彼嘉,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而留在城里没有走;彼嘉旁边是那个担任补习教师的大学生;左边再下去是斯拉夫派信徒,四十岁的老姑娘卡吉琳娜;她对面是米哈伊尔,或者叫米沙,他是米西的表哥。饭桌下首是米西本人,她旁边放着一份没有动用过的餐具。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抬起看不出眼皮的充血眼睛望望聂赫留朵夫。“斯吉邦,”他嘴里塞满食物,用眼睛示意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转身对那个神情庄重的餐厅胖侍仆说。

  聂赫留朵夫同柯察金老头虽然很熟,同他一起吃过多次饭,可是今天聂赫留朵夫不知怎的特别讨厌他那张红脸、他那被背心上掖着的餐巾衬托着的两片吃得津津有味的贪婪嘴唇、他那粗大的脖子,尤其是他那吃得大腹便便的将军式身躯。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这个老头的残酷。他在任地区长官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把人鞭笞一顿,甚至把人绞死,其实他既有钱又有势,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来邀功请赏。

  “马上就来,老爷,”斯吉邦一面说,一面从摆满银餐具的酒橱里拿出一个大汤勺,又向那个蓄络腮胡子的漂亮侍仆点点头。那个侍仆就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过的时候,除了柯察金老头和太太小姐们,一个个都站起来。聂赫留朵夫跟多数人虽然从没交谈过,但还是一一握手问好。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嫌恶,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一吃干酪面包就放不下,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哦,怎么样,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柯洛索夫借用反动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用语挖苦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是不是?”

  “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把是非彻底颠倒了……”老公爵笑着连声说,他无限信任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博学多才。

  聂赫留朵夫不顾是否失礼,没有答理柯洛索夫,却坐到一盘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旁边,继续吃着。

  “您让他先吃吧,”米西笑眯眯地说,用他这个代词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时柯洛索夫情绪激动,大声讲到那篇使他生气的反对陪审制的文章。公爵的表侄米哈伊尔附和他的看法,介绍了那家报纸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打扮得象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说。

  “不,还好。那么您呢?去看过画展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①。说实在的,密丝脱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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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是英语。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作势,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扬扬的好色的公牛般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的样子,尤其讨厌米西说到他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者在月光底下瞅她,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瞧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那玩意儿没意思,”柯洛索夫谈到网球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要有趣多了。”

  “不,您没有尝到那个乐趣。那种球好玩极了,”米西不同意他的话,但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说好玩极了几个字有点装腔作势,怪不自然的。

  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米哈伊尔和卡吉琳娜也都参加进去。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没作声,显然不感兴趣。

  “老是吵嘴!”柯察金老头哈哈大笑,从背心上拉下餐巾,哗啦啦地推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仆人把他的椅子接过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纷纷起立,走到放有漱口杯和香喷喷温水的小桌旁,漱了一下口,继续那种谁也不感兴趣的谈话。

  “您说是吗?”米西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要他赞成她的意见,她认为,人的性格再没有比在运动中暴露得更清楚的了。可她在他脸上却看到那种心事重重而且——她觉得——

  愤愤不平的神色。她感到害怕,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缘故。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聂赫留朵夫回答。

  “您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一面说,一面拿出香烟,但他的口气分明表示他不愿意去。

  她不作声,困惑地对他瞧瞧。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错,既然来看人家,可不能弄得人家扫兴啊,”他暗自想,就竭力做出亲切的样子说,要是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高兴去的。

  “当然,当然,您去,妈妈会高兴的。烟到那边也可以抽。

  伊凡·伊凡内奇也在那里。”

  这家的女主人沙斐雅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会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穿的满是花边、缎带和丝绒,周围都是镀金、象牙、青铜摆件和漆器,还有各种花草。她从不出门,一向只接见她所谓“自己的朋友”,其实就是她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聂赫留朵夫属于这种被接见的“朋友”之列,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更因为米西如能嫁给他,那就更加称心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着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是个好配偶。再说,她喜欢他,她惯于想: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还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无意而又固执的狡诈手法来达到目的。此刻她同他说话,就要他说出他的心事来。

  “我看出您遇到什么事了,”米西说。“您这是怎么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想把今天的事老实说出来,“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不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我。这件事我还来不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涨得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在回答自己,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噢,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异乎寻常的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不自然地咬紧嘴唇,忍住眼泪。他弄得她伤心,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难过,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也就是说同她结合在一起,再也拆不开。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就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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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沙斐雅公爵夫人刚吃完她那顿烹调讲究、营养丰富的午饭。她总是单独吃饭,免得人家看见她在做这种毫无诗意的俗事时的模样。她的卧榻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咖啡。她在吸烟。沙斐雅公爵夫人身材瘦长,黑头发,牙齿很长,眼睛又黑又大。她总是竭力打扮成年轻的模样。

  关于她同医生的关系,有不少流言蜚语。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看见那个油光光的大胡子分成两半的医生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他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沙斐雅公爵夫人身边的矮沙发上坐着柯洛索夫,他正在搅动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但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再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她跟聂赫留朵夫根本没有闹过什么别扭。她快乐地嫣然一笑,悄悄地踩着厚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感到你没有……你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仿佛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

  “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使人一目了然。他怎么也不能勉强装出亲切的样子。

  “这可不行!不瞒您说,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能,”

  她对柯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怎么不害臊,”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暗想。

  等到沙斐雅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情不佳,不可能吸引他参加愉快知趣的谈话,她就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征求他对一出新戏的意见,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垂不朽。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乘机发挥了他的艺术观。沙斐雅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大为惊讶,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认输了,最多只能提出折衷看法。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同眼前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听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听柯洛索夫说话,他发现:第一,沙斐雅公爵夫人也好,柯洛索夫也好,他们对戏剧都毫无兴趣,彼此也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要说说话,无非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咙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柯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和甜酒,有了几分酒意,但不象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而是嗜酒成癖的那种人的微醺。他身子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胡言乱语,只是情绪有点反常,扬扬自得,十分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沙斐雅公爵夫人在谈话时总是心神不定地望望窗子,因为有一道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照得一清二楚。

  “这话真对,”她就柯洛索夫的一句评语说,接着按了按床边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出去,仿佛是家里人一样。沙斐雅公爵夫人边说话边目送他出去。

  “菲利浦,请您把这窗帘放下来,”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听到铃声走进来,公爵夫人用眼睛示意那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有点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就不成其为诗,”她说,同时斜着一只黑眼睛怒容满面地瞅着那个正在放窗帘的侍仆。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她忧郁地微笑着,眼睛没有离开那正在拉直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您不该放那块窗帘,要放大窗子上的窗帘,”沙斐雅公爵夫人痛苦地说,为了说出这两句话得费那么大的劲,她显然很怜惜自己。接着提起戴满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烟的香气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使自己平静下来。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地微微鞠了一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腿肚发达的强壮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瞧着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使她的身上照不到一丝阳光。可他还是没有做对,害得苦恼不堪的沙斐雅公爵夫人不得不放下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头脑迟钝、无情地使她烦恼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里有个火星亮了一亮。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吧,”聂赫留朵夫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想着。不过,菲利浦,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藏住不耐烦的态度,沉住气,按照这位筋疲力尽、虚弱不堪而又矫揉造作的沙斐雅公爵夫人的话做去。

  “达尔文学说自然有部分道理,”柯洛索夫说,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睡眼蒙眬地瞧着沙斐雅公爵夫人,“但他有点过头了。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沙斐雅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对他的沉默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嘴里这样说,头脑里不知怎的却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形象。他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赤身露体,旁边则是一丝不挂的柯洛索夫,肚子象个西瓜,脑袋光秃,两条没有肌肉的手臂好象两根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沙斐雅公爵夫人用绸缎和丝绒裹着的肩膀其实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他连忙把它驱除。

  沙斐雅公爵夫人却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米西可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自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难受,”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情绪不好哇?”

  “我不愿意说,请您原谅,”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曾经说过做人要永远说实话,而且您还给我们讲过一些极其可怕的事。为什么您今天就不愿意说呢?你还记得吗,米西?”卡吉琳娜对走近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只是开开玩笑,”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回答。

  “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太糟糕了,我是说,我太糟糕了,至少我无法说实话。”

  “您不用改口,最好还是说说,我们糟在什么地方,”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因此情绪总是很好。走,到我那儿去吧。让我们来努力驱散你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象一匹被人抚摩着而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马。今天他特别不高兴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住,凡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您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感到害臊,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自己害臊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了脸,匆匆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很感兴趣呢,”等聂赫留朵夫一走,卡吉琳娜说。“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

  我们的米哈伊尔怄气了。”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案件吧,”米西原想这样说,但是没有出口,她痴呆呆地瞪着前方,那阴郁的神色同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不过,即使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把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说出来,而只是说:

  “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日子,也有不开心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都要欺骗我吗?”米西暗自想。“事到如今他还要这样,未免太不象话了。”

  要是叫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她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无疑知道,他不仅使她心里存着希望,而且简直已经答应她了。倒不是说他已经明确对她说过,而是通过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表明了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她的,要是失掉他,那她真是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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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反复想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的沉重心情到现在始终没有消除。他觉得,表面上看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然而今天他从心里感觉到,他无法同她结婚。“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他反复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同米西的关系,而且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又可憎又可耻,”他走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又暗自说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餐具和茶了)的侍仆柯尔尼说,“你去吧。”

  “是,”柯尔尼说,但他没有走,却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瞧着柯尔尼,觉得他很讨厌。他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下,可是大家似乎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掉,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到茶炊旁去斟茶,忽然听见阿格拉芬娜的脚步声,他慌忙走到客厅里,随手关上门,免得同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房间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这会儿,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他不禁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他觉得这关系是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这也是又可耻又可憎。他想到,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早日摆脱痛苦,其实是希望自己早日摆脱她,免得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存心唤起自己对她美好的回忆,就瞧了瞧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家画成的。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有意要充分描绘高耸的胸部、双乳之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实在是又可耻又可憎。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就带有令人难堪和亵渎的味道。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她当时已干瘪得象一具木乃伊,却还散发出一股极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仅充溢这个房间,而且弥漫在整座房子里,怎么也无法消除。他仿佛觉得至今还闻到那股味道。于是他想起,在她临终前一天,她用她那枯瘦发黑的手抓住他强壮白净的手,同时盯住他的眼睛说:“米哈伊尔,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说着她那双痛苦得失去光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憎!”他望了望那长着象大理石一般美丽的肩膀和胳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自言自语。画像上袒露的胸部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几天前他看到她也这样裸露着胸部和肩膀。那个女人就是米西。那天晚上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去,为的是让他看看她去赴舞会时穿上舞会服装的模样。他想到她那白嫩的肩膀和胳膊,不禁有点反感。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好色的父亲、他可耻的经历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声名可疑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必须摆脱……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对,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到国外去,到罗马去,去学绘画……”他想到他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行。先到君士坦丁堡,再到罗马,但必须赶快辞去陪审员职务。还得同律师商量好这个案件。”

  于是他的头脑里突然浮起了那个女犯的异常真切的影子,出现了她那双斜睨的乌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他的兽性的欲望,以及欲望满足后的颓丧情绪。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唉,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实在相差太远了。这个差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一样大。当年他生气蓬勃,自由自在,前途未可限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他想起当年他以性格直爽自豪,立誓要永远说实话,并且恪守这个准则,可如今他完全掉进虚伪的泥淖里,掉进那种被他周围一切人认为真理的虚伪透顶的泥淖里。在这样的虚伪泥淖里没有任何出路,至少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深陷在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还扬扬自得。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解决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看到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不至于害臊?怎样才能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他一面认为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母亲遗下的领地,这个矛盾该怎样解决?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象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了。“哦,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心里也象当时一样又恐惧又嫌恶。“唉,多么卑鄙!”他也象当时一样骂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无赖,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了停,“难道我真的是无赖吗?如果我不是无赖,那还有谁是呢?”他自问自答。“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发自己。“难道你同玛丽雅的关系,同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借口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你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整个儿都是游手好闲、卑鄙无耻的。而你对卡秋莎的行为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无赖,流氓!人家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近来他对人,特别是今天他对公爵,对沙斐雅公爵夫人,对米西和对柯尔尼的憎恶,归根到底都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堕落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欣慰的。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

  在这种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是订出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他希望能坚持下去的新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①。但每次他总是经不住尘世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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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是英语。

  他这样打扫灵魂,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奋发,而且持续了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不久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有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太不协调了。他看到这个矛盾,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个差距是那么大,积垢是那么多,以致他起初对净化丧失了信心。“你不是尝试过修身,希望变得高尚些,但毫无结果吗?”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魔鬼那么说。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管他所过的生活同他的理想之间差距有多大,对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我要冲破束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玛丽雅(首席贵族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象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他站住了。“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象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苍说:

  “主哇,你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趣,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如今他都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又有好的泪水,又有坏的泪水。好的泪水是由于这些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泪水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他感到浑身发热。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窗子通向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清新而没有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辘辘的马车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那光秃的树枝纵横交错,把影子清楚地投落在广场干净的沙地上。左边是仓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忽忽的。前面是一片交织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看得见一堵黑魆魆的矮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房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

  “太好了!哦,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他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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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里石子路,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

  在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涌满口水。她感到饥饿,但去向他们讨一点来吃,又觉得失面子。这以后又过了三小时,她不再想吃东西,但觉得浑身乏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最初一刹那,她以为是她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苦役犯这个词儿同自己联系起来。不过,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一本正经,无动于衷,判决时都若无其事,感到十分气愤,就向整个法庭大声叫屈。但看到就连她的叫屈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又不能改变局面,她就哭了,觉得只好顺受那个硬加到她头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那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竟是那些一直和蔼可亲地打量着她的中年和青年男人。她看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副检察官,心情一直与别人不同。她起初坐在犯人拘留室里等待开庭,后来在审讯暂停时又坐在那里,她看到这些男人都假装有什么事,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房间里来,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看她。谁想到就是这些男人竟莫名其妙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控告的那些罪。开头她放声痛哭,后来停止了哭泣,呆呆地坐在拘留室里,等待押回监狱。现在她只渴望一件事:吸烟。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丝洛娃,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了?没罪了?这回怕逃不掉了吧,贱货!

  你这是罪有应得。服了苦役,看你还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

  “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我可没惹您,”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你是玛丝洛娃吗?”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法警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了,谁高兴跟你多罗唆。”

  这钱是妓院掌班基达耶娃叫他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她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她获得许可,就脱下钉有三个钮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白又胖的手,从绸裙的后面皱褶里掏出一个时式钱包。钱包里装着厚厚一叠息票①,那都是她从妓院挣得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取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唤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这些钱交给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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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帝俄时代,证券的息票往往当现钱流通。

  “请您务必交给她,”基达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人家如此不信任他而生气,所以才那么怒气冲冲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这钱就可以弄到此刻她所想要的唯一东西。

  “真想弄些烟来抽抽,”她渴望抽烟,暗自想着。她实在想抽烟,就拚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但她还得等待好多时候,因为负责派人遣送她回狱的书记官把被告给忘了,只顾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同他发生了争吵。审判结束后,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意走来看她一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但她此刻根本不去理会他们。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狱。押解她的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庭。还在法庭门厅里,她就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了,接过钱说:

  “好的,我们去给你买,”他说完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头交给她。

  路上是不准吸烟的。这样玛丝洛娃只得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走回牢房。她回到监狱门口,大约有一百名男犯正好从火车站被解到这里来。她在过道里遇见了他们。

  那些犯人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剃了阴阳头,脚上哐啷哐啷地带着铁镣。他们弄得前屋里灰尘飞扬,并且充满脚步声、说话声和汗酸气。这些犯人从玛丝洛娃身边走过时,都色迷迷地打量着她,有几个擦着她的身子走过,脸上现出淫猥的丑态。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

  一个脸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剃得发青,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哐啷啷响的脚镣,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哼,别装腔了!”他露出牙,闪亮眼睛,嚷道。玛丝洛娃把他推开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混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对他吆喝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慌忙躲开。副典狱长就转身对玛丝洛娃骂道: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从法院里刚回来,但她实在太疲乏了,所以懒得开口。

  “刚从法院里来,长官,”那个年纪大些的押解兵穿过人群,手举到帽沿上敬礼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不象话!”

  “是,长官。”

  “索柯洛夫!把她带去,”副典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往玛丝洛娃的肩上一推,对她点点头,把她领到女监的走廊里。在那里她被浑身上下搜摸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那包香烟已被塞在面包里),就又被送回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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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玛丝洛娃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位。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她差不多一直用囚袍蒙住头睡觉,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这个女人用囚袍枕着头,睁大一双眼睛躺在那里没有睡着,勉强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而感到发痒的粘痰。其余的女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衫。有的坐在板铺上缝补,有的站在窗边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丝洛娃去受审时送别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神色忧郁,蹙着眉头,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皮肉松弛,象挂着一个口袋。她身材高大,淡褐色头发编成一根短小的辫子,两鬓花白,脸颊上有一个疣子,上面长着汗毛。这个老太婆因为用斧头砍死亲夫,被判处苦役。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牢房里的犯人头,但她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那双做惯粗活的大手象一般农妇那样用三个手指捏着针,针尖对着自己的身子。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儿不高的女人。她生着狮子鼻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模样和善,喜欢唠叨,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是一个脸色白里透红、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生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两条淡褐色长辫子盘在小小的脑袋上。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她出嫁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结婚后就想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当法院开庭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十分恩爱了。尽管做丈夫的和公公,特别是十分疼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力替她开脱,但她还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乐观、总是笑眯眯的费多霞就睡在玛丝洛娃旁边。她不仅很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如今可变得又黄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露出又长又白的****给他喂奶。她犯的罪是:她的村子里被押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这样不合法,就拦住警察局长,把新兵夺回来。她就是那个被非法押走的小伙子的姑妈,带头抓住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板铺上还闲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相貌和善,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旁边的板铺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嘻嘻哈哈地从她旁边跑过,她装出要捉他的样子。那孩子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嘴里一直嚷着:“哈哈,老婆婆,你抓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纵火罪。她心平气和地忍受着监禁生活,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唯恐她不在,他会生满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有人招呼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丝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其中有个因犯偷窃罪而被判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一身是肉,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粗大的脖子从敞开的衣领里露了出来。她对着窗口声音嘶哑地拚命嚷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皮肤发黑、相貌难看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短得出奇,身材象十岁的小姑娘。她脸色发红,长满面疱,两只黑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嘴唇又厚又短,遮不住她那暴出的白牙齿。她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后面站着一个模样可怜的孕妇。她身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挺着大肚子,形容憔悴,青筋毕露。她被控犯了窝藏贼赃罪。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看到院子里的情景,一直露出赞许和亲切的微笑。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人因贩卖私酒而判刑。她是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生有一双圆圆的暴眼睛,相貌很和善。这个女人就是老太婆逗着玩的小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没有人照管,也跟她一起坐牢。她也瞧着窗外,但手里不停地织袜子。听到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的话,她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着一头浅色头发,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女人旁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拉住她的裙子,眼神呆滞,用心听着男女囚犯对骂,低声学着说,伤佛要把它们记住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活活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浅褐色头发扎成一根不长的粗辫子,但辫子松了,披散开来。她那双暴眼睛呆滞无神。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每次走到墙跟前又急促地转过身来。